毛泽东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及其时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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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阶段”论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一系列方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铺垫。二是领导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对新时代强国复兴伟业具有重大启示意义，集中表现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关键词】

毛泽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两个阶段”论  社会基本矛盾

作者简介：

汤建军（1970-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院长（副主任），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南长沙  410003）。

文章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2期。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真经”，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理论法宝。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持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一条植根中国实际、符合人民意愿、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强调要以苏联模式为鉴，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领导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尝试，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一系列重大基础性成就，这为党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基础条件，为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赶上时代进步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对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贡献

科学研判和准确把握形势变化，根据形势变化创新党的理论，进而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制定不同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再据此推动各项工作，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是我们党在恶劣环境下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胜利的不二法宝。毛泽东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首先就表现在理论创新上。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历史证明，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1.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重视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秀品质与重要特征。我们确定并长期坚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将革命事业的领导力量与指导思想辩证统一起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特点，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又是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和发展航向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前提。苏联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旦在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问题上犯错了，就会在方向上、道路上犯颠覆性根本性错误，就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苏联成立之初，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有一些原则性认识。毛泽东进一步发展列宁这一思想，从不同维度阐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提出并系统阐发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在推进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创造性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科学概念。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高度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使之更具普适性，从而有力驳斥了一段时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社会矛盾的错误论调。他指出，现在一部分人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国内矛盾已经消失，因而在面对新出现的矛盾时表现出无从适应、无法应对的窘境，并未深刻认识到在前进过程中不断处理和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第二，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鲜明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这一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第三，明确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毛泽东立足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还进一步提出敌我矛盾处于对抗之中，而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对于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解决路径和办法，从而赋予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以新的政治内涵。正是由于深刻认识并始终坚持矛盾的普遍性，毛泽东有效地批判了当时各种“左”倾、右倾的错误思想。

2.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论，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理论铺垫

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对自己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行正确的历史定位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并没有给出现成答案，只提出“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的观点，预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划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指出：“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之后，苏共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划分的理论上没有发展，在实践上则表现为“急躁冒进”，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不切实际地提出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出于快速建成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影响，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曾犯过“大跃进”的急性病。后来，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和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提出建议，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并在读书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分析苏联和我国的历史与现实。他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时，就明确提出我国人口多、基础薄弱，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要想实现生产力大幅度提升，“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两个阶段”论，即“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观点，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创新性理论阐释，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正式提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提供了理论源泉和基本遵循，成为我们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3.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一系列方针，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重要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在我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开展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方针政策。

第一，在政治建设上提出坚持搞好民主集中制总方针。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真民主，彰显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亲民”特质。它是自由和纪律的统一，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优势所在。因此，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巩固并开创良好的政治局面，关键是搞好民主集中制。在如何搞好民主集中制上，他认为要在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上下功夫。毛泽东提出，党内民主活动在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同时，也要注重保护少数的民主积极性，有些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反倒是正确的。他指出，纵观中外历史，有些真理在开始之初并未被大多数认同，甚至被误认为是谬论，但是历史和实践终将证明其真理性，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被大多数所认同，代表着少数。中国共产党在刚诞生之时只有区区的几十个党员，也是为数甚少。但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第二，在经济社会建设上提出“统筹兼顾”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明确指出要站在全国6亿人口的全盘来实施统筹兼顾，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解决好6亿人口的“饭碗问题”，就需要建立起合理的分配机制，其中最核心的事情就是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坚持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他又强调要把“统筹兼顾”这一方针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他认为，只有统筹兼顾，才能更有效地调动政府以外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并提出，我们的人民政府不一定要包办一切，有些人或事都可以让出来，交由社会上一些团体、组织或机构来办，由广大群众直接出谋划策，这远比政府自己一家说了算更合理、更合适，“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

第三，在文化建设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指出，“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也是推动新中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一项基本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在当时涌现出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在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于传统文化，他强调要重视其传承利用，对其中糟粕、落后的部分要坚决予以剔除，对合理、民主的精华部分要予以吸纳和接收，这是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新发展、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前提条件。针对外来文化，他采取的态度是不能一概拒之门外，对代表先进的、文明的、优秀的外国文化要大胆地吸收，做到洋为中用、为我所用，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4.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历史命题，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总的指导原则

在党内毛泽东较早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就明确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这颗种子播散在中国的具体实际土壤上，才能真正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从而使全党在思想认识上达到高度统一。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基于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再次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个重大历史命题。

在领导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千篇一律”。他还深刻指出，我们过去搞民主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许多自身的独有特点，将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会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思考，“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关于“第二次结合”的系列重要论述，实质上强调的是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起源。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走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选择”。

二、毛泽东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构建了以重工业为主、农轻重比例相对协调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为“站起来”之后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富起来”和新时代“强起来”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

1.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积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全国性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

第一，抛弃苏俄“城市中心论”，结合我国实际艰难探索并确立中国革命新道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着手创建红军和根据地政权，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他创立了人民战争思想，并运用灵活机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逐渐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领导抗日战争做好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一切抗日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主张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长期艰苦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不断壮大，军队力量也得到加强。1945年，中国人民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第三，将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建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战争，与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斗争。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第四，立足我国具体实际，指明我国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毛泽东指出，不同于俄国民主革命，中国的革命有上下两篇文章，上篇主要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民族民主革命，下篇则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当前，我们正在开展的“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他根据我国社会性质指出，我们的革命必须要经历一个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革命目标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不仅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饱受压迫、剥削、奴役的悲惨命运，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这些基础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保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毛泽东领导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根本制度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大力推进“一化三改”，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确立。特别是从政治、文化等方面也逐步消灭非社会主义的成分，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

第一，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农民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党先后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创造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多种互助合作形式，通过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从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使农民的个体私有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第二，通过合作化道路，把个体手工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完成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针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从1953年起，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党决定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和逐步过渡的步骤，从办手工业供销小组、供销合作社再到生产合作社，逐步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主要通过采取和平赎买的方法、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等三种形式。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基本被消灭了。至此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伟大创举，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最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3.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团结带领人民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对接下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实践，尽管历经曲折和教训，但成绩可喜，这些重大成绩为改革开放以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

第一，制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实施三个五年计划，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1953年到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其他各国相比也是比较快的。在此期间，基本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一个初步具备现代工业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了国家经济的独立自主。

第二，倡导社会主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化建设实现崭新发展。鼓励文艺工作者走向基层，深入生活，创作出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推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实现了快速发展和重大突破。

第三，推动国防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事国防实现重大突破。面对复杂的世界形势，毛泽东提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的战略任务，领导建立海军、空军等现代技术军兵种，实现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其他相应的基础工业，推动发展以原子弹和导弹为主的尖端技术，成功研制“两弹一星”，形成了对未来长远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坚实技术基础和科研力量。

第四，打破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孤立，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新中国形象。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提出“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这为世界各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尤其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积极参与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成功促成中美、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与建设，是紧密相连而又差异巨大的事业，都充满着艰难险阻与风险挑战，各个方面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参照，更不能照搬、移植他国的做法，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问题。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有力回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实事求是的勇气与能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一样得到了充分展现，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国魅力。

三、毛泽东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贡献的时代启示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的历史可知，“特色”的本质是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创造性运用，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和成功经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对于世界形势发展等重大根本性问题的全面了解、深刻认识与远见卓识，毛泽东无疑是已经站到了当时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在其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但是他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探索和有益尝试，并且在理论上有许多独创性成果，在实践上取得重大成就。毫无疑问，这些独创的理论成果和重大的实践成就为改革开放后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宝贵经验。总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与伟大贡献，对于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启示意义。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两个结合”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不能没有科学理论的正确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关键在于我们党能把握时代规律、引领时代大势，不断回答和解决重大时代课题。党成立以来100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指导中国革命赢得最终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要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强调，不如、不是、等于马克思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不能只采取“拿来主义”，既要运用“活”的和“香”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一切问题和难题，又要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基本经验之一。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鲜明的问题导向聚焦改革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创造性地回答时代和实践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新课题，并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一伟大思想的时代内涵、科学体系、实践要求，特别是要掌握其“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两个结合”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以新思想引领新实践，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入新的内生动力。

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以自我革命不断提高执政为民的科学化水平

毛泽东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强调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处在核心地位。他指出，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关键在党。从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到古田会议确定“党指挥枪”的政治建军原则，再到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确立“党的核心领导”，表明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这个“三大法宝”之一。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接续奋斗中走出来的民族复兴之路。

新时代新征程，只有保证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才能够领导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才能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落到实处，从而凝聚更加磅礴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伟力。当前我们党的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党仍然面临着脱离群众、能力不足、消极腐败、精神懈怠等“四大危险”和市场经济的考验、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等“四种考验”。打铁必须自身硬，要想完成强国复兴伟大事业，就必须通过伟大的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执政的科学化、法治化水平，着力建设好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3.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毛泽东坚持自立自强、不畏艰险、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开创性地领导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当时社会生产力。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多次强调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在赢得政权后致力于发展经济，不断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深刻意识到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处在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最基本的就是它的生产力水平应高于资本主义。如果全体人民都在贫困线上挣扎，连饭都吃不饱，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而，我们党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最关键和首要的任务，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前提下，必须牢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在一个健康的轨道上运行。尽管当中发生了一些波折和曲折，但是始终未动摇国之根基。这就表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保证。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提出的各种拯救国家的方案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深刻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由此观之，科学认识和把握现阶段国情，是我们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前提。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认清国情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和最基本问题。总结当前我们党探索和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会发现这些重要思想、观点和学说都是在继承毛泽东对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探索的经验总结。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持续不断地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让改革创新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第一引擎，并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自身建设等各领域，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依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三大支点。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虽然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并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长期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基本判断。我们必须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把握现阶段我国社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主要矛盾，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不断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让每一个人都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福祉和利益，为党和国家事业的稳定发展提供物质支撑。“这样才能真正地解决发展难题，从而与时俱进地把我们的事业和各项工作不断推向前进”。同时，要坚定而敏锐地适应新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坚定发展实体经济，并将以数字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新要素新业态融入现代经济发展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确保“中国特色”的创新性与现代性的与时俱进和协同互动。

4.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锚定中国式现代化正确方向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开辟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发展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之后几十年的努力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其历史性巨变与成就令世人瞩目，这既改变了中国，也深深影响了世界。

总而言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经过28年艰苦革命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最根本的社会条件；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确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最根本的制度基础；再通过大胆探索构筑了一整套适应中国国情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最根本的现代化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以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既充分反映和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又深刻彰显“中国特色”。走进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应抚今追昔、继往开来，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只要我们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梦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根本立场、自信自强根本观点，坚持守正创新根本方法，不忘初心使命朝着具有中国式现代化五大鲜明特征的方向勇毅前行，以强大的政治定力和政治魄力、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不断增强驾驭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本领，在破除大党独有难题中系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定能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3]严书翰：《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9期。

[4]江畅：《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合理性与正当性》，《求索》2023年第1期。

[5]邓纯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毛泽东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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